经济回顾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商业银行的效

印度银行效率

年印度独立前，其银行部门就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既有本国银行。也有外资银行，亦存在证券市场。年，印度政府将印度皇家银行收归国有，成立了印度国家银行（SBI）。20世纪60年代，由于银行信贷主要流向大企业，忽视了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印度政府于年底对14家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进行国有化后，20世纪80年代又有6家银行国有化实行。

小规模的私有银行和外资银行被允许和国有银行共同经营，但是它们受到了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银行拥有近90％的存款。但是，国有银行将分支机构广泛拓展到农村和城镇等微利或不赢利的贷款对象，受到利率管制、拥有大量优先存款、发放指定信贷等政策性业务，使国有银行数量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增长。

国有银行部门表现为亏损和资本金不足，许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于平均水平，拥有大量不良资产，给客户提供的服务也很差。运营成本飞速增长、人员扩张和提升使银行内部控制混乱。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年，印度政府任命的金融系统委员会开始对大银行进行改革，希望通过改革建立有效而健康的银行体系。

改革的措施有：取消进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取消利率管制；降低现金备付率，从15％（～年）降到年的8.5％；降低流动比率，从38.5％（～年）到28.2％（～年）；引入国际监管标准8％的资本充足率，逐渐建立富有弹性的汇率体系等。到年，优先部门预定金额降至37％，农村分支行网络降至42％。

学者对～年印度银行改革前后的效率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放松管制后，所有银行效率都较管制前有所提高，年为效率基期，国有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效率呈下降趋势，改革后，效率呈上升趋势。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管制前，国有银行效率的提高更多的是依靠规模效率。

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规模已经足够大时，规模效率不再增长，国有银行效率也就失去了提高的源泉。管制后，国有银行效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效率，即通过管理提高银行内部X一效率，保持了较高的效率增长。

同国有银行相比，私人银行在管制前因为受到比国有银行更多的限制，效率低于国有银行，但是私有银行的效率提高在管制前后没有出现明显的停滞期或下降期，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有银行效率下降时，私有银行的效率就超过了国有银行的效率，管制取消后，私有银行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银行的效率，但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印度银行业改革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管制的放松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

学者采用DEA方法对～年印度银行效率进行了研究。在模型A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高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外资银行的效率又高于私人银行的效率。在模型B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稍低于私人银行，但高于外资银行。效率前沿上的大部分银行为外资银行。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采取的降低不良资产和通过主动退休计划裁员以降低成本的改革措施提高了银行业效率。

20世纪90年有显著改善。年，排名前10名的印度银行的平均资本收益率为41.76％，远高于发达国家中效率最高的美国前10名银行的平均资本收益率31.43％，其平均资产收益率为1.％，略低于美国的1.％。

土耳其商业银行效率

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给受到严格管制的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变革。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进入使银行竞争更加激烈，进而对银行效率产生影响。从图2-7可见，自由化政策初期并没有很快带来预期的效率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在初期有所提高，但在年后显著下降，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呈下降趋势。

这一时期效率值变得更加不稳定，波动范围扩大。由于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相对较小的规模和具有相对完善的治理机制，决策者预期这些银行会很快对自由化政策作出反应，这主要表现为效率迅速提高。但是这种正效应并没有很快出现。

年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效率都呈下降趋势，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银行效率才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私人银行效率一直高于国有银行效率（年除外），但是两者的差距不是很大。其间，私人银行效率波动幅度不大，而国有银行效率波动幅度依然较大。

从对不同规模的银行效率的比较来看，中等规模的银行效率高于大规模银行的效率。土耳其的自由化政策没有很快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质疑自由化政策之前，我们应该看到，土耳其自由化改革期间，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这可能会影响到金融体系和银行的效率。因此，宏观经济的稳定也许是发展中国家银行放松管制政策带来效率的前提。

此外，土耳其自由化政策是多阶段的连续过程。20世纪80年以后，一些改革措施陆续引入，年开始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政策，允许外资自由进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显现效果，特别是近期银行部门对自由化政策的反应表现突出，所有的效率指标在近几年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如年，排名前10位的土耳其银行的平均资本收益率为36.13％，平均资产收益率为3.％，均高于美国银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也许还有待改革实践的进一步结果。

转型国家银行效率

20世纪90年代，一些转型国家已经成功地消除了潜在的经济扭曲，重新构建了它们的金融部门，这些转型国家的银行部门经历了重大变革。另一些转型国家的金融部门却仍然停滞不前，金融媒介程度仍然很低。学者们使用DEA方法分析了大部分转型国家商业银行的效率。他们通过宏观经济的和机构的一系列变量进一步分析了银行和国家的效率差异。

分析结果表明：外国资本拥有控制权和外国组织重建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效率；不同的谨慎原则导致银行效率不同的谨慎控制；购并很有可能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总之，结论肯定了DEA方法在转型国家同样适用，提出了转型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银行系统最优结构。

根据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在吸收存款上优于资本不够充足的银行，这证明了认为“资本起着隐性存款保险的作用，鼓励更多的存款”的传统观点。但是资本充足率和收益的关系并不明显。尽管解释的原因有许多，但大部分研究仍集中于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更有效率。

拥有外资产权的银行效率明显比内资所有的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和私有银行）效率高。由于拥有外资产权的银行能够借鉴外资母银行的更好的风险管理和运营管理技术，外资股权可能更集中，且外资银行更少受公司治理中所有者和管理者矛盾的困扰，资本重组的外资银行所选择的客户都是市场上的优质客户（特别是从其本国来的跨国公司），从而提高了它们的资产组合的质量和收益。

在存款市场上，由于人们认为必要时候其资金雄厚的海外母公司会为其存款给以保证，外资银行拥有隐性的存款保险，所以，外资银行有可能以比国内银行低的利率吸收存款从而降低成本。例如，在转型环境中的原Midland-Armenia银行在被汇丰银行收购后成为Yerevan-basedHSBCArmenia银行。多年以来，这家银行是亚美尼亚唯一的外资银行，它的存款利率比本国银行的利率低3～4倍，但该银行的存款市场份额仍在不断提高。

结果还表明，市场份额较大的银行效率较高。这也许是银行利用规模效率（或至少是更广泛的借款人），或利用贷款市场上的市场势力的结果。就存款效率而言，大银行可能被认为是“大而不倒”，所以比小银行更具有信用。存款人愿意以较低的利率存入大银行，因此，大银行的利息成本比小银行低。

这一结果与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的结论一致，他们发现，金融自由化（放开市场准入限制）使金融系统更加脆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认为，机构发展在一定层次上，特别是在脆弱的转型环境下，低集中度和激烈竞争有可能导致低效率。当经济环境转好，银行可以承担更大的竞争压力时才可能提高效率。

一个合并的银行系统（如爱沙尼亚）和一个银行部门仍保持相对分散的系统（如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比，这种非线性的竞争和效率的关系就很明显。爱沙尼亚的银行系统通过合并，承受了20世纪90年代的众多冲击，取得了成功。年的危机源于俄罗斯当局冻结了爱沙尼亚最大银行在莫斯科的两个账户和爱沙尼亚银行的严重流动性危机的部分影响。但是，这和拉脱维亚年上半年和立陶宛年下半年的危机相比缓和得多。

外资股权在东欧转型国家全面进入。John等人选取了11个转型国家，对其银行部门绩效进行分析。这11个转型国家分别是，4家北欧银行：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共和国；4家南欧国家银行：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3家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按照国有股权所占比例从高到低的排序，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所占比例与银行效率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但是，这些国家国有控股的比例都很低，斯洛伐克共和国最高为14.29％。从外资控股和私人控股来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5国中，外资股全都具有绝对的控股权，但其效率并不比私人控股的银行效率高。

各国利润效率和资产收益率都呈比较平坦的曲线，差异不大。成本效率曲线有一定的波动，罗马尼亚的成本效率最低，但其国有股权所占比例仅为12.24％，波兰、克罗地亚国有股权已经不存在，但其成本效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利润与资产收益率指标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好。

结语

由此可见，转型国家在引进外资改善其股权结构后，银行效率与股权结构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特别是外资控股和私人控股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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