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后奥地利国内斗争加剧,为何奥地

引言

年奥地利由于多种政治原因就当时的奥地利一分为二，不久后便成立了奥匈帝国。分割后的奥地利国内斗争呈现加剧化、党派斗争紧张化、国内发展衰退化等特点。而在国内斗争中对于犹太人的歧视也显得日益加剧。为何这个国家会对犹太人如此歧视呢？

塔费新内阁成立

年8月12日,塔费组成新内阁，内阁得到帝国议会中各种五花八门的集团的支持，如捷克人、波兰人、德意志教士和德意志保守派、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个联盟由从前奥地利政治中的“在野派”或称“右派”构成，他们直接控制的席位(个)少于德意志自由派或曰“左派”控制的席位(个)，但双方都不能取得席中的多数，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塔费的“钢铁集团”一直掌权到年。

德意志自由“左派”和钢铁集团“右派”之间的斗争发生在帝国议会复杂而不稳定的背景局势下，议会中的思想分野模糊不清，而塔费的内阁中直到年还有温和的自由派，此外还有一些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如支持右派的老捷克派。塔费竭力利用这种复杂局面和皇帝的支持：他恰恰是利用政府的脆弱地位向议会联盟成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克制自己的要求并消弭内部分歧——否则自由派会卷土重来。

如何评价塔费的政策

塔费让每个人都处于“有分寸的不满”状态，这个策略颇为奏效。当塔费下野的时候，德意志自由派这个一度掌权的奥地利党派，在已经大为改观的政治舞台上已经能被削弱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这些团体性质差别更大，它们更关心的是狭隘的民族和集团利益。政治从讲原则的绅士风格，转向政策成为各利益集团之间可交易的货物，这种转变在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是个普遍现象，在意大利这被称为改头换面、旧瓶装新酒。虽然塔费的统治还远没有像意大利那样腐败，但它确实把奥地利的政治引上了一条“菜市场政治的道路。由于奥地利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异质性，塔费的“得过且过”使得奥地利的代议制政府对他的后继者而言简宜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复杂事务。

在19世纪80年代，塔费的政治日程上满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交易,虽然其间也有一些进步的现代因素，但也有迎合钢铁集团中更为保守的成员的因素。为了同俾斯麦竞争，在一个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埃米尔施坦巴赫的建议下，塔费通过了一大堆社会立法，旨在解决新经济中最糟糕的极端问题。工作时间、童工和女工的使用都有了限制；产业工人的事故和疾病保险制度开始实施；年的自由产业法典在年被新法典取代，后者对行会和同业公会的限制性规章要严厉得多。塔费还强行通过了一项反社会主义者法，以图取缔工人阶级的抗议组织。年，出于自由派的压力，这项严厉措施最终被撤销。

塔费的进步主义社会立法，几乎全都以牺牲工商业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为代价；对工人的保护和保险远少于农林工作者，因为塔费的支持者就来自保守的地主阶层。教育政策也更多是为了满足保守派支持者，而不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年的教育法令撤消了自由派的改革措施，允许农民在孩子上学6年后让其辍学务农。教士同样得到奖赏，因为所有教师都被要求对大多数学生信奉的宗教具有“专门才具”，而这种宗教就是天主教。这项法律不适用于加里西亚，因为那里的很多学校中犹太和鲁赛尼亚学生占多数。满足民族利益、特别是捷克人的民族利益，同样是优先考虑的事务。年，布拉格查理士大学在语言上分成两半，而塔费行政当局在波希米亚地区广设捷克语中学的做法也深受欢迎。

以牺牲自由主义代价换取捷克人支持

获得捷克人(还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支持也是以牺牲政治和行政政策中的自由主义为代价而换来的。年波希米亚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后，这个从前德意志人占主导的机构被转交给了捷克人，正如年大量创设贵族议员，把过去的自由派上院交给保守派一样。最富争议的是年的施特雷迈尔法令,该法令规定捷克语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政治官僚机构(即维也纳宜接领导的帝国官僚机构，而非各省议会领导的省级“平行”行政体系）的“对外”语言之一。表面来看，这些规定相当合理，因为官员可以用申诉人的语言同后者交流，不论是捷克语还是德语。官员之间的“内部”行政语言，以及各地与维也纳之间的“最为内部的”语言仍然是德语。然而，由于大部分捷克官员都会说德语，但大部分德意志官员拒绝学习被视为低劣的农民语言的捷克语，这些措施因而大大削减了德意志人的官僚工作职位。另外，德意志人担心这仅仅是捷克人控制波希米亚政府的过渡期的开端。

表面看来有进步主义倾向的措施也会抑制进步，并削弱政治上的自由色彩，比如扩大选举权就是这样。年的选举改革将纳税资格降低到古尔登，因而地位较低的中产阶级也被纳入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但是，作为经济现代化的牺牲品，中产阶级是反自由的，他们易于为塔费更具社会色彩和国家导向的政权拉拢。

奥地利的政治空间被改变

现代化和政治空间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奥地利的政治。德意志中产阶级内部有一种明显转向，即转向德意志自由“左派”的更具社会导向的民族主义目标。年的林茨纲领在更为强调社会福利的同时，也以更为尖锐的口吻捍卫奥地利德意志人，反对西斯莱塔尼亚其他民族。这个纲领成为格奥尔格冯许尼勒领导的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基础。在许尼勒的领导下，这场运动很快就接受了激进的反犹主义，尽管它的纲领主要是海因里希弗里德容等犹太人起草的。未来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维克托阿德勒也是纲领最早的签字者。

北方铁路事件

在-年的北方铁路事件中，许尼勒取得了重大成功，当时他对塔费政府续订一家罗特希尔德公司经营的铁路的运营合同大加挞伐，不过他的政治生涯在年受到严重挫折，因为他攻击一家(犹太人经营的)自由派报纸《新维也纳报》的办公室，结果被判监禁，并终生不得参与政治生活。不过，他的学说以更为温和，但在反犹方面更为激进的形式，被其他的前自由派，如奥托施坦因温德及其“德意志人民党”，成功地采纳了。

其他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选举中，“老捷克人”被青年捷克人排挤到了一边，后者代表着左翼社会政策与民族主义的联合——这种民族主义与其德意志民族主义对手一样刺耳。正是由于青年捷克人的成功，19世纪90年代的波希米亚妥协方案才搁浅。

左派和右派之争

在资产阶级左翼走向激进化的同时，基督教社会运动改造了奥地利的下层中产阶级、教权主义和保守的德意志右派。这场运动最初是维也纳的一种手工业者抗议运动，它既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严酷后果，也反对所谓的“犹太”自由主义——卡尔冯福格尔桑等理论家被指责为这种自由体制的推动者。年，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分子联合起来成立“基督教联合会”,但决定性的时刻是在原民主左翼的政客卡尔卢阿格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后才到来。

卢阿格是奥地利政治史上的超级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把“犹太人”当作现代性之苦难的替罪羊，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将各种反自由势力凝聚在一起。他把一大堆意见纷纭的团体捏合起来，既有来自右翼的(如下层教士和文化保守派)，也有来自左翼的(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民主派和德意志民族主义中的反犹种族主义者)，他的这一工作如此成功，以致自由派在维也纳的支配地位从年起开始瓦解，在年的市政选举中，基督教社会党人取得了市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弗兰茨约瑟夫拒绝批准卢阿格当选为市长，对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了著名的颂词，但卢阿格还是在年当上了市长。这时基督教社会党人已控制了维也纳的政治生活，此种局面直到年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势力从维也纳扩展到下奥地利，接着他们又与教权主义者和保守势力结盟，渗透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地利各省。

奥地利人为何敌视犹太人

这些新兴的群众政治运动相互之间都是最激烈的竞争对手：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捷克人在民族意识上是对立的，而基督教社会党人则反对民族主义者的反教权主义(这是自由主义的遗产)。不过，它们都敌视犹太人。

对奥地利的历史而言，19世纪80年代反犹主义的兴起将是一种致命的发展势头。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条是犹太人与自由主义的一体性。从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中得益最多的集团就是奥地利的犹太人。犹太人更善于适应现代经济：19世纪50年代他们还是个受迫害的、相对贫困的少数民族，如今他们在诸多领域内都表现杰出，尤其是在文学界、出版业、音乐和自由职业领域；另外，犹太人在银行、商业和工业中同样确立了声望。年的股市崩盘使很多犹太人成为受害者，但也有很多犹太人挽救了自己的产业，而嫉妒针对的只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

反犹主义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广大天主教徒的嫉妒，他们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基督教神学中被斥为卑鄙者的犹太人竟能合法地享受新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成果。另外，在如此众多的基督徒忍受痛苦的同时，犹太人的成功被视为违背了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即犹太人的解放将为所有人带来繁荣。繁荣的终结，自由主义支配权的终结,严重损害了犹太人的社会地位。

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远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取代，这也不利于犹太人的融合。如果犹太人仅仅被视为一个宗教团体，他们在各个民族中的融合也许是可行的。然而，中欧民族主义中始终存在种族因素，除了马扎尔人这个主要例外，这里的民族主义运动很早就把犹太人当作一个外来的种族集团。德意志和捷克的民族主义者虽然相互仇恨，但双方都一致认为犹太人是个有害的、外来的因素。另外，捷克人还将犹太人视为德意志一捷克冲突中德意志人的第五纵队。随着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加剧，各种划分变得更为绝对，而由于伪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说用种族概念取代了民族概念，犹太人的地位变得更加不安全。过去他们只是一群贱民，虽然地位低下但尚能被容忍，如今他们则成为一个有可能被驱逐或灭绝的外来种族。

基督教社会党人更忠实于帝国奥地利的观念，民族主义的模式对他们不是很契合。他们意识形态的根基在于天主教社会思想，而后者带有超民族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反犹主义基本不是以种族或族裔为模式的。卢阿格最著名的说法之一是“我会确定谁是犹太人”。这表明了他的机会主义，但也反映出基督教社会党反犹精神的某种弹性。然而，反犹主义对基督教社会党的意义比对民族主义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基督教社会党没有各自的民族认同作为支撑，唯有他们反对的事物-犹太人一为他们团结的根本。即便教权主义也不是个统一因素，因为他们的很多支持者，尤其是维也纳的支持者，持反教权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该党派之所以称“基督教”而非“天主教”的原因-在当时的背景下，“基督教”即意味着“非犹太人”。反犹主义是基督教社会党的核心本质

回过头来看，反犹主义在奥地利的迅速崛起并非看起来的那样具有必然性。19世纪80年代早期，反犹主义在匈牙利也很盛行，但政府马上采取了针对性行动，匈牙利因而成为一个具有相对亲犹太情感的孤立岛屿。相反，在奥地利，反犹主义的兴起没有受到塔费政府的抵制，后者试图利用这场运动来恫吓维也纳的犹太领袖，使其不要去支持德意志自由派。诚然，面对仇犹情绪的复苏，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开始并不了解，也没有采取应对行动。但不管怎样，奥地利政治生活中反犹主义不受遏制的崛起，部分来说是奥地利风格的政治交易的一个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在19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有一场没有走上反犹道路的群众政治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场运动虽然也持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它保留了自由主义的普世人道主义，犹太人个体被视为运动中的平等一员。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反犹主义遗产，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在同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社会党竞争时特别容易利用反犹主义的言论和想象物。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直接针对犹太宗教（和基督教），而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威胁到大多数犹太人的生计。不过，社会主义承认犹太人个体是人类的一员，并拥护很多为解放后的现代犹太人所珍视的启蒙价值观。从维克托阿德勒以降，奥地利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中很多人是犹太人出身，而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导者则更多，如马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西法亭,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总结

奥地利之所以和犹太人之间之所有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原因欧洲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是犹太教。有一个基本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冲突。因为双方原则是不同的,另外,根据基督教的教义,犹太教是不应该有,所以他们讨厌犹太教的犹太人。这个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让奥地利人对犹太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犹太人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所以犹太人难免受到来自奥地利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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