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诗人施蒂格我们的词语能够触摸世
项品超黄家光“坚固的世界已烟消云散”？诗似乎就是用词语去触摸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是自然界，不仅是物体，也可以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爱恨情仇，总之，事事物物。但我们的语词还能真诚地触摸和观察这个世界吗？在我看来，这也是斯洛文尼亚诗人施蒂格想去处理的问题（之一）。用诗来触摸世界。与初民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单凭一腔热情和纯情写作哪怕一首真诚的诗了，我们可以想象《诗经》中那些质朴之歌，爱恨直从胸中涌出，不违人心亦不违天道。但与那时候的宇宙图景不同，我们失去了脚下坚实的大地。正如格林拜恩在评价施蒂格时候所言：语言经由那组织了人类仇恨并带来死亡和破坏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被历史拖拽着穿过了20世纪之后，在所有那些所发生的恐怖经验之后，诗人已不再能置他的事务于一种稳固的基础上。用施蒂格自己的话说，“所有那些告诉我们自我为何的一切已失去稳定性”（《照样，当我转过街角》）。以坚固的宇宙图景作为保证，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似乎都不是问题，但如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说什么和怎么说就撕裂成了两个东西，我们真诚的表达，在说出口的那一刻也许就已经变形扭曲，我们口吐莲花，它却可能成为利箭射穿他人。这是一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的困难，来自一个更加形而上学的理由：我们相信我们的语词和世界，或说身体，处在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之中，语词似乎意味着更少的东西，而身体或世界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心中五味杂陈，而到口中，只是“却道天凉好个秋”。语词能言说的似乎总是太少，得鱼忘筌，得意就应该忘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悲亦复如是。如此看来，我们陷入了双重的困境里：一方面，我们的言说失去了支撑，变得可疑，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是那么少，而遗失的是那么多。身体，是人与世界的伤口但也许我们低估了语言，或说低估了语言对我们的意义，特别是诗对我们的意义：《那时》“每个人都曝露于他自己仅有的语言中”“有时身体成为词……身体需要词来令其他身体知情”离开语言，我们的身体、世界都是不可见的。这种玄乎的说法，更直白的表达是：对于它们，我们是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的。这样一种语言观也几乎是现代诗歌的底线共识：是语言在说人，而不是相反。《从伤口另一端》，阿莱士·施蒂格著，梁俪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5月版但仅仅如此，我们只是知道语言要言说人，怎么言说，站在什么位置言说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依然令人疑惑。我们能否站在旷野上呼号，向上帝求救？我们能否站在爱人耳垂边低低絮语，表达诚意？这样的行为如何不沦为一种不自知的表演？施蒂格给出的方案是，“从伤口另一端你睁开眼”：《刮擦器》当它化为乌有你睁开眼像那个时刻的母亲从伤口另一端你睁开眼诗人把伤口理解为我（主体、言说者）与身体或世界之间的中介，其实，身体就可以视为人与世界的“伤口”，伤口不是你主动获得的，而是一次意外，一个偶然，是世界或身体对你的粗暴的进入，从这个伤口你体验到、目睹着身体或世界，但你体验到的、目睹到的不是一个独立的“物”，比如说你不是体验到、目睹到一个与你无关的雨伞、蚂蚁等等，而是体验到、目睹到一件事，伤口就是“事”的痕迹。伤口意味着很多很多，但是离开伤口，什么都将不再持留。所以对施蒂格来说，“事事物物”的重点显然是在“事”上，而诗就是对伤口上“所见所闻”的记录：《蚂蚁》它之所是，并没有名字。当它消失进它的迷宫，只剩下希望，希望至少会有几个名字，称呼它所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对“物”的命名，而是对“事”命名，而伤口既是迷宫的入口，也是迷宫的出口，连接着言说者和身体或世界。所以，我们似乎应该把凝固的物看作是结疤的伤口，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名词”来把握身体或世界，而应该通过“动词”来把握“事”，即通过“物”凝视“事”。这样“他就将它们提交给语言领域”（格林拜恩），并且事总是在时间和历史中展开的，所以“并不存在不具有历史化意义的物体”（格林拜恩）。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何施蒂格晚近的诗歌转向文化政治领域，事总是历史的事。在欧洲，历史总是缠绕着政治、宗教等等（如《站立在你的王国的边陲》）。伤口，是语言和世界的切面从伤口另一端凝视，不是也不可能是跳到世界或身体的位置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假托的第三人称。通过伤口让事物自己呈现出来，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事物以自己的语言呈现出来。根本就没有一种事物自身的语言，伤口的自我呈现是通过人的语言呈现出来的，因而是经过人的，我们总是从人的立场来看和感知这个世界。但与人相关的，和以人为中心的是两回事，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拟人论”（罗科·本钦），这是一种立场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世界依赖于人的感知，这种立场推到极致将得出，语言根本上不受限制，而拟人论则将人与物编织在一个不可分的网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背后，是一种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分立的认识论和表征主义的语言观。简单地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认为自我（心灵）和世界是两个分立的存在序列，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投射到心灵之镜中的印象、观念的理解；而语言就是对这种印象、观念的记录，也就是说语言是对象的表征。这样语言和世界就完全属于两个领域了，如何保证语言可靠地记录了对象？不仅如此，甚至当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的时候，世界的存在与否都是可疑的，怀疑论的幽灵如影随形。这样一些哲学问题，对施蒂格来说并不是外在的，他的诗歌写作充满着冷静的思辨，不少诗歌中直接探索词语与对象的关系，接续着玄学派诗人的传统，他“反思了所有这一切”（格林拜恩）。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表征主义的语言观，问题在于把主体（人）自外于世界，这就是说，进行认识的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之外进行认识活动的，两个之间有一个裂缝，所以难以将自我和世界统一起来，语言似乎总意味着对事物的不完全的记录，甚至是错误的记录。但当我们把人和世界看作是一个相似性的网络，语言和事物之间并不存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鸿沟，而是说它们本来就是连续的，事物总是已经概念化了的，语言化了的，如此我们的语言就能够去揭示事物内部的信息了。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运用语言去揭示“事情”，但语言不是对事情的表征，而是和事情融合在一起的，因而就没有如此这般的鸿沟了。而且因为事情不能离开语言，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必须要在语言中存在，所以离开语言，事情就无法显现出来，因而它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世界里，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事情并没有多于语言的东西，但这不等于说语言可以替代事情，他们相须而不可分离。这样一种语言观，还有一种泛灵论的形态，我们可以符咒为例。符咒是语言，但其与事物会有现实的具体的关系，即符咒不是像镜子一样洞照对象，而是实际的对事物产生影响，事物与语言之间是真实的联系，语言就在世界之中：《以垂直的方式》人类的灵魂与污水遵从同样的规则分支散布那架照相机……照相机沉降得从来不够深它们应已永远地深陷在了竖井里《瘿瘤》伤口就是语言和世界的切面，它属于语言，也属于世界，我们看待世界的地方，就在世界之中，就深陷在竖井里：记录伤口，愈合这个世界的残损拥有的名字《沙洲》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那长久隐匿在景深无法被辨认的涌到表面。成为表面。《沙洲》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穿过第一扇门进入一个存在着的世界，穿过同一张第二扇门进入并未存在的世界。后记：本文的写作部分获益于杜尔斯·格林拜恩、罗科·本钦的文章及北大一次关于施蒂格的研讨会的录音稿，特此致谢。作者
项品超黄家光；编辑
董牧孜；杨雅冰；张婷、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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