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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方「三秋君」即可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为小说集，由四篇小说组成，包括《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监事会的欢迎词》、《推销员》和《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在标题故事《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主人公布洛赫是一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守门员。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解雇了。他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他偶然犯下了一桩命案。他乘车来到边界上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在小说中，汉德克以其他对语言文字精准的执念，以外在连续事件的极为细微的描素，传达约瑟夫·布洛赫注意力的偏差现象，小说中带有一股侦探悬疑的气氛。《骂观众》藐视观众藐视剧场的经典之作。如入刑室，如坐针毡，欲怒不生，欲走不能。《骂观众》为剧本集，由三部剧作组成，包括《自我控诉》《骂观众》和《卡斯帕》。《自我控诉》只有两个自我控诉者，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戏剧角色。两个站在空空如也的舞台上的人物从头到尾诉说着自己的冒犯行为，没有情景，没有对话，只有声音的交替变化。《骂观众》全剧没有传统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次，没有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和对话，只有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有布景和幕布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读来令人如入刑室，如坐针毡，欲怒不生，欲走不能。《卡斯帕》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性堪比《等待戈多》，它表现的是一个名叫卡斯帕的人如何学习说话。汉德克表达的是人学会了说话后，人如何为语言所折磨，人如何成了语言的奴隶，如何为语言所控制，而这“语言”又常常仅仅表达了传统的意识或统治者的意识而已，如今，正是这种语言已经驯化了人本身。 　　《无欲的悲歌》是以一位51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的。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作者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 　　《左撇子女人》为小说集，由三部小说组成，包括《左撇子女人》《短信长别》和《真实感受的时刻》。《左撇子女人》的主人公玛丽安娜似乎毫无先兆突如其来地解除了与丈夫的婚姻，要过上一种独立自主的日子，她好像神秘地幡然醒悟了一样。她独自承受着寂寞、忧虑、考验和时间的折磨，竭力保持独立，不屈从于任何世俗理念。 　　《去往第九王国》是作者追寻逝去祖先的文学之旅，抵达理想中的精神故乡的过程。刚结束中学的学业，20岁的奥地利青年菲利普·柯巴尔放弃了和同学一起去希腊的毕业旅行，决定前往斯洛文尼亚寻找他失踪二十多年的哥哥。他随身带着哥哥留下的农学院笔记本和斯洛文尼亚语-德语词典，凭借这两样东西，柯巴尔发现了语言在叙述、转换现实中的魔力。穿越斯洛文尼亚之旅，实际上也是柯巴尔追寻祖先踪迹，发现民族和传统，寻找自我的历程。 　　《缓慢的归乡》包含汉德克两个中篇小说《缓慢的归乡》《圣山启示录》。前者的主人公索尔格来自中欧，是一位地质学家，在靠近北极圈的的阿拉斯加进行地质研究。在工作中，孤独笼罩了他，使他迷失了自我，他意识到欧洲才是他的精神故乡。后者继续了前者的主题，描写了第一人称“我”两次前往普罗旺斯的圣维克多山，追寻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创作足迹的朝圣之旅。 　　《形同陌路的时刻》包含汉德克三个剧本《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形同陌路的时刻》《筹划生命的永恒》。《形同陌路的时刻》中，各种人物轮番登台亮相，他们在这个中心相互碰面，相互妨碍，共同组成群体，然后又使之解体。在作者充满寓意和讽喻的笔下，这个包罗万象、千奇百怪、最终变得昏暗的世界舞台或许就是汉德克所感受的现实世界的微缩。《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描绘的是一幅被资本和财富扭曲了心灵的众生相。汉德克在这里同样表现的是人被社会与环境扭曲的生存状况。《筹划生命的永恒》被作者称为“国王剧”。故事发生在“从上一次战争至今以及未来”的时代里，地点是一片四面楚歌、持续遭受战争威胁的飞地。是一部人物关系复杂、结构多层交织和结局呈开放性的剧作。 　　《试论疲倦》卷收录了汉德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年创作的5篇独具风格的叙事作品。这五部“小说”对传统叙事形式的解构，比之汉德克之前所有的作品都要走得更远，几乎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 　　《痛苦的中国人》收录了汉德克的四部作品，包括小说《痛苦的中国人》和三篇游记。在《痛苦的中国人》中，作为一个出现在主人公梦境中的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成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三篇观察和游记则标志着汉德克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也体现了他面对欧洲剧烈的政治动荡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