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占新冠病毒与作为文化病理学的生生

摘要

生生美学可以被视为“文化病理学”，其背后的理念是与现代文明模式中的“杀生”倾向相对立的“生生”。从生生美学的视野来说，人类应该理性地将新冠病毒视为来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种警示，用以反思现代文明形态的“杀生”之过，这是新冠病毒向人类所显现的“危”中之“机”；从新冠病毒疫情的角度反思生生美学会发现，生生美学是突显生生价值取向、指向“共生”的生态美学，这是中国生态美学最突出的特点。全球性疫情警示我们，人类只有通过与其他物种和谐共生的途径来达到“生生”、并以“生生”作为价值取向，才能救治地球共同体所遭受的疾病。生生美学是一种追求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美学，其国际意义体现在它的独特理论贡献上：解决了西方生态美学的本体论问题和价值论问题，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走向“共生以生生”的生态文明。

笔者在年提出生生美学的时候，曾明确将之视为“文化病理学”[1]，其思想主题是分析和批判“文弊”——文化弊端。众所周知，所谓病理就是对病因的理论分析，然后根据发病的原因对症下药。按照这种类比，笔者认为生态危机就是一种文化病症，它表明人类的文化生病了。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了一种病毒，即“新型冠状病毒”（-nCoV）。这种病毒引发的疫情在世界多个地区蔓延，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疫情首先是一个科学的医学问题，其次是防控的社会问题，最后是伦理问题或生态哲学问题。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也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思考。比如，当代欧美激进左翼思想家、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很快就出版了页的专著《瘟疫！——COVID-19摇动世界》[2]，主要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国内有学者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反思这次疫情，提出它虽然是一次重大的生态灾难，却也可能成为人类接受、反思和践行生态伦理并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转捩点。[3]笔者是一个人文学者，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源、病理、病因和治疗方案几乎一无所知。受到疫情威胁以来，内心一方面交织着迷茫、焦虑、担忧乃至恐惧的复杂情绪，另外一方面却又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保持冷静，尝试着从生态哲学、特别是笔者倡导的生生美学的角度对之进行思考。本文就是年春节以来不断反思的阶段性成果，其要点有如下两个：第一，从生生美学反思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性质；第二，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思生生美学的思路、内涵、国际意义。本文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双向反思”来深化生生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地球之病和文化之病。作为文化病理学，生生美学的主旨就是根据文化哲学原理来诊断当前的文化病因，进而对症下药治疗文弊，从而引导人类走向一种健康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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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生美学反思疫情

病毒到底是什么，到底从哪里来的，科学界并无定论。我们之所以将之称为“病毒”，完全是从人类健康角度来命名的——毫无疑问，“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在这里表达得很充分，因为我们是人类，从我们这个物种的特定视野出发，凭借大自然赋予我们这个物种的独特能力来思考，将人类的利益放在中心位置，这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但是，需要明确辨析的是，“以人为本”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二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时代意义和内涵的术语，“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西方现代性观念，它认为人类利益比非人类利益具有更高的优先权，常用作“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反义词。[4]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们逐渐开始反思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与思维方式之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日益成为一种自觉追求。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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