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前总理落马,转型后的东欧还是防不了腐

文/叶克飞

年圣诞节前，我在捷克旅行，某晚在布拉格老城的街道中晃悠，结果碰上一场大游行。超长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口号，相当有序地一路前行，目测人数起码数千，基本都是年轻人，几十个警察松散地一路跟随。

我听不懂捷克语，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不过拍了一些照片，用翻译软件查了一下游行者所举的标语，发现他们在抗议时任总理巴比什的贪污问题。

这样的抗议并非第一次，早在年上半年就曾有过，年后也曾有过多次，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达到25万人。前几天看新闻，这位前总理巴比什涉嫌诈骗万欧元的欧盟补贴一案正式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巴比什非法利用该笔资金用于建造布拉格附近的一座休闲度假中心，他隐瞒了该项目归爱格富集团所有的事实，以骗取欧盟用于帮扶小企业的资金补贴。而作为捷克最大的企业之一，爱格富没有申领欧盟补贴的资质。

成立于年的爱格富，创始人也正是巴比什。年，巴比什当选捷克总理，并于当年2月将他所拥有的爱格富集团股权转移给信托基金。

这宗案件尚未有最后判决，巴比什作为捷克富商，走上政坛后确实已经与自家生意做了捷克法律所规定的切割。因为是明年大选的总统竞争者之一，巴比什将这起官司视为政治对手的构陷。

案子是否涉及党派政治斗争，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我想聊的是东欧国家如何面对腐败问题。

“虽然穷却风气向上”还是“越穷越腐败”？

冷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迅速转型，成功迈入发达国家序列，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也是准发达国家。但相比传统西欧国家，它们的腐败问题相对严重一些。一些前东欧国家之所以加入欧盟时间较晚（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或是至今未能加入欧盟（如阿尔巴尼亚），很大程度上是卡在了准入门槛里的廉政指数上。

很多人总有一种“穷的时代没有腐败”的错觉，甚至说什么“有些时代虽然穷，但大家都很积极向上”，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观点。如今许多人说起政府清明度，往往会说“发达地区政府比较规范，没有穷地方那么乱”，这看似地图炮，实际上确实是基于比较的常识判断，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对于时代的判断也是一样，“越穷越腐败”是一个规律，历史上政治清明的时期，往往都是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时期，二者互相作用。腐败未必是以金钱的方式呈现，特权也是腐败，正是因为穷，拥有权力者才会肆意寻租。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前东欧国家的腐败，并非东欧剧变后才有，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剧变前的东欧国家，因为计划经济管制，资源分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权力寻租和特权特供非常严重。转型后，这些国家打破了铁饭碗，也夺走了大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但仍有一些既得利益者通过原有资源，在转型过程中实现积累，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当然不是说传统西欧国家就没有腐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根绝腐败问题，因为权力总会让人腐化，人性本质上也有贪婪的一面。但廉洁有高下之分，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国家有着相对高的廉政指数，这是一个事实。

今年1月，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等绿党高层都因为涉嫌贪污而被检方调查。调查内容为他们在年批准从绿党党费中给自己发放“新冠特别补贴”，以补偿疫情造成的个人损失。这笔被怀疑非法发放的款项据称高达每人欧元（约合人民币元）。绿党党内审计师曾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认为类似的补贴不属于党内规定的范畴。按照集体协议，执委会成员最多可以获得欧元的补贴。

再看看东方世界的日本。年，时任日本东京市长的舛添要一因为贪腐问题而被曝光，其腐败清单包括六项住宿费、四项餐饮费、四项买画费和两项购书费。其中，一笔购书费引发日本网民群嘲，因为他挪用公款给孩子买了本《蜡笔小新》。

德国腐败问题并不罕见，每年都能爆出一些官员丑闻，但仍然在世界廉政指数上位居前列，属于世界上政治最清明的国家之一。这是因为作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它有着相当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制度，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的有效发展和民众的权利保驾护航。

前东欧国家的腐败教训

东欧剧变的速度之快，让时人震惊，也引发了广泛的反思。

“如何在东欧剧变中汲取教训”成为当时中国官方推动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诞生了不少极具深度、并为90年代的中国发展提出指引的研究文献和书籍。

按照学界观点，东欧各国原政权多米诺骨牌般的崩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身问题，“尤其是在高度集权体制下产生的领导人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内部腐蚀了机体，严重脱离群众，削弱了与群众的联系。”

这些问题在二战后就已出现，经过四十多年的积攒发酵，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早在年的波兰波兹南事件中，波兰政府的官僚主义就引发群众不满，当时政府“把有关群众情绪低落的每一个信号都看作是无病呻吟”，甚至在大家“都明显感觉了坏事即将发生时，只有领导还是两眼漆黑”。

权力的高度集中，让当时的前东欧国家充斥着各种一言堂。匈牙利前领导人卡达尔就曾说过，当时匈牙利政府开会就像教徒在办得不好的天主教堂里做礼拜，大家集中起来，一个主教讲几句，大家听完就散场。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更不用说，连一平方米土地要种几棵玉米的事情也要由其规定。

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容易导致腐化。齐奥塞斯库不但独断，而任人惟亲。他的妻子兼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与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地位仅次于齐奥塞斯库。他的儿子、三个弟弟还有妹夫等，掌控着罗马尼亚的经济、军队、纪检和农业等领域。罗马尼亚人嘲笑说该国高层会议就像齐奥塞斯库的家庭会议。

我在罗马尼亚旅行时，每当去到湖区、海边之类的地方旅行，总能找到当年齐奥塞斯库的“行宫”。当罗马尼亚人受困于计划经济体制，买什么都要排队时，齐奥塞斯库与他的家人们则大量从国外购买食品、日用品和奢侈品。

几十年间，这些国家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体制内人员不但旱涝保收，还掌握着各个领域的权力，可以大肆进行权力寻租。这种权力的掌控没有任何监督，正如波兰工人所说：“对工人可以在每个小时和各个岗位上进行监督，并且做到这一点无须特殊本领。然而谁对我们的领导实行监督呢？”

剧变后的东欧，仍是欧盟内部腐败相对严重的地区

不可否认的是，东欧剧变后，大多数国家在经过短暂动荡后都步入正轨，并在0年前后确立了相对正常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制度。其中，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等也都在本世纪初期顺利进入欧盟。但相比传统欧盟国家，它们在腐败问题上仍然相对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军妮曾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刊发研究文章，认为这些国家的问题在于反腐败法律框架不够完善，各种规则未能有效执行。同时，“这些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引入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建构清廉国家的充分条件。只有在法治程度良好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才有利于打击腐败；若法治环境恶劣，民主制度反而容易引发腐败（印度就是典型例子）。真正对反腐败起到核心作用的因素是法治程度，改善法治环境才是打击腐败的关键点。”

年，欧盟反腐报告指出，当时的28个成员国中，克罗地亚、捷克、立陶宛、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前东欧国家腐败相对最严重。年欧盟委员会官方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95%的捷克受访者、94%的克罗地亚受访者、93%的罗马尼亚受访者、89%的匈牙利受访者、84%的保加利亚受访者和82%的波兰受访者认为腐败在其国家盛行（欧盟平均值为76%）——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对于这些前东欧国家的民众来说，能够自由表达不满，已经是一种进步。而在一向以体系严密、高度清廉著称的北欧国家中，丹麦的数据只有20%、芬兰为29%，它们也确实是全球廉政领域的标杆国家。

当然，这只是欧盟内部的比较，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些前东欧国家的清廉指数还算过得去，其中一些仍可位居世界前列。捷克和波兰是相对最好的，年，捷克清廉指数位于全球第37位，而罗马尼亚相对最差，近年来一直位居全球60-70位之间。

这些国家的腐败主要集中于公共采购体系，其中又以医疗系统为最，包括各种招标和采购等。

再一个明显特征是高层腐败。二十年来，前东欧国家因腐败落马的政坛高层不在少数。比如6年，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因接受贿赂被曝光而辞职，最终被判处四年监禁。年是罗马尼亚的政坛动荡期，当年2月和3月，前旅游部长埃琳娜乌德雷亚与财政部长达留斯瓦尔乔夫相继因滥用职权、受贿等行为被捕。5月，地区发展和公共行政部长利维乌德拉格内亚因涉嫌年投票舞弊而被定罪，他曾担任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6月，时任总理维克托－维奥雷尔蓬塔涉嫌腐败被调查，成为罗马尼亚首位被要求接受刑事调查的在任总理。

年，克罗地亚前总理伊沃萨纳德被引渡回克罗地亚，被控帮助一家奥地利银行进入克罗地亚，帮助匈牙利石油天然气公司获得克罗地亚石油工业公司控股权，最终被判处十年徒刑。后来，他又被控滥用职权牟取私利，侵占国有资产，被再判九年徒刑。

年，在捷克总检察长批准的“绝密行动”中，捷克警方逮捕了国防部和总理办公室的多名高官，总理彼得内恰斯因此丑闻宣布辞职。

在张军妮看来，前东欧国家经过冷战时期的几十年停滞，缺乏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转型过程中存在“制度真空”。同时，前东欧国家的反腐败框架仍然不够完善。比如匈牙利现行法律没有对虚假申报的制裁，这就留下了财产申报的漏洞。

当然，相比曾经的老大哥俄罗斯，这些前东欧国家的情况还是好得多。俄罗斯经过多次“改革”后，体制内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每十个俄罗斯人就要供养1.2名公职人员，比例超过全球大多数国家。

捷克有个“腐败游”

说回捷克，前总理巴比什曾经的捷克第二大富豪，也是“ANO”政党的党魁。年，该政党在捷克大选中胜出，成为捷克第一大政党，他本人也当选捷克总理。

捷克民众对巴比什的抗议，不仅仅是腐败问题，也因为言论自由问题。

东欧剧变后，捷克新闻业由原先的国有制转向公共广播体制。第三方的公共电视委员会与公共广播委员会对公共广播台电视台进行管理，确保其独立性和客观性不受任何政治与资本利益的影响。但在实际操作中，捷克政客仍然会对传媒产生巨大影响。

类似的机构在德国也存在，但德国的情况好得多。这是因为德国的类似机构由各州分别民选产生，因此各自保有自己的独立性。而在捷克，公共电视和广播委员会的委员虽然也是选举产生的，但却是由各拥有议会席位的政党通过党内选举产生。因此，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就可以在委员会中占据更多席位，因此会对传媒造成影响。

正因为这一制度，有人认为传媒领域是捷克转型期里最大的挫败。

所幸的是，外资的引入让捷克公共传媒行业出现了更大的竞争。完全依赖市场竞争的私营媒体，虽然也会有逐利和哗众取宠的一面，但要想长期通过口碑、品质赢得受众，就必须保持相对的公正客观。因此，捷克媒体（尤其是报刊）逐渐得以转向客观独立、反思监督，赢得了民众信任。

这种局面维持到了8年金融危机时，又出现了重大转折。因为金融危机，许多西欧财团在年后抛售自己在捷克的媒体业务，而捷克本土的富豪们成为接盘者。巴比什就是趁此机会，于年买下捷克最大的私营媒体集团MAFRA。

这个市场转变极大削弱了人们对媒体的信任，捷克人批评媒体成为“权贵的看门狗”，而不再为社会问题鼓与呼。巴比什也因此被捷克人视为“窃取言论自由的小偷”。

巴比什曾承诺自己不会干预媒体经营，但在他收购MAFRA后不久，就曾亲自致电旗下负责政治新闻的主编，批评那些针对自己政党竞选言论的新闻“不够正面”。当然，他的致电被曝光，也因此变成了更大的丑闻，也更加被捷克人所反感。

不管怎样，经过三十年转型，捷克人已经将新闻自由视为必须捍卫的东西，即使对手是巴比什这样的权贵。

对腐败问题也一样，年的数据显示，捷克的清廉指数位居全球第49位，有所下滑，这显然跟疫情期间的公共资源紧张有关，但仍然处于全球的前列。

多年来，捷克与腐败的战斗，除了制度层面之外，也有许多“宣传攻势”，其中最有趣的是“腐败游”。

早在年，捷克就有旅行社创办了“腐败游”，以发生在捷克的腐败案件为主题，与案件有关的人和物为线索，带领游客参观腐败企业家的豪华别墅、贪污官员的住所等“景点”，并向游客详细介绍各类贪腐案件的细节以及背后的内幕。针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导游们除了提供捷克语，还推出了德语和英语服务。

因为贪腐案件大多牵涉政府官员，游客们会经常去布拉格市政厅等机关参观。布拉格市长虽然不满，也没有阻止，并提出希望通过敞开政府大门，展示正在改进的各项工作，并希望有朝一日，前来参观市政厅的不再是“腐败游”，而是“清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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